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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宫设计方案的构思

2012年3月12日
来源:《中国建设报》

    张镈(1911-1999)是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师,曾任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其主要建筑作品有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友谊宾馆等。我们从张镈所著《我的建筑创作道路》一书中节选了部分文字,以了解他当年关于民族文化宫的设计构想。

    1956年,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委托张西铭同志来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与我商讨设计民族文化宫建筑组群方案一事。恰巧,当时我正受任研究西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的建筑规划,而国家民委计划修建的民族文化宫地点正介于西单路口与复兴门之间。

    当时,民委的同志一再向我强调,为了尊重来京的少数民族同胞,注意他们好住高楼的心理特点,必须有高层建筑以象征敬意。除此之外,按照民委同志原来的意见,民族文化宫要建成一个用地大、绿化多、有大草坪、大跑马场的建筑群。这样一来,就使得民族宫建筑内容较多、标准较高。内容较多主要有:礼堂兼剧场(容1150至1500座位)、康乐餐饮部(含餐舞厅、清真餐厅和俱乐部)、图书馆、展览馆、陈列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招待所等等;标准较高主要是指建筑面较宽(约在360米以上),主要表现在礼堂、剧场方面是门厅大、坐席多、舞台大。

    民族宫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建筑物,前期作过多方案比较。按照以上民委同志的要求,我们制定出的是以6米作为层高基数、塔高约80米的16号方案。从设计方案本身来说,16号方案是很得体的,只是因为用地大、面积多、投资重,国家经济尚不宽裕,超前提高标准不当。因此当民族宫的方案送请北京市委书记郑天翔审阅时,我宁愿割爱舍弃16号方案,而推荐经过一再压缩的15号方案。

    15号方案比16号方案在规划总体上差距大,但是我们在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争取做到在城市设计上能与16号方案取得异曲同工的效果。15号方案压缩了民族宫的面积、体积,将主塔层高由6米降为4.2米,总高度由80米降为68米,占地面积也压缩到3万平方米。

    在整个民族宫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我们按照民委同志提出的要求,以汉族文化传统为基础、基调来设计民族宫的外形。鉴于已经列有的礼堂、图书馆、展览馆、康乐餐饮部等几项不同的功能、使用内容,每项都有其本身相对独立的要求,不可能用同一个面积和空间来塑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我们反复研究,认为师法午门门楼用若干联结体,组成整体的布局手法,结合在高台上雄踞主塔和边廊的办法,可以使每项功能各得其所。从这两点来说,可称是传统布局之神似,而在具体部位上,舍弃沉重、压抑的大屋顶,代之以亭、台、楼、阁等体型较小、轮廓丰富的轻巧体型。我认为对传统进行分析后进行借鉴,舍其压抑、沉重气氛,取其轻快活泼的优点,是可行的。尽管如此,在民委提出要求之后,我经过反复思考,还是心有余悸,但仍愿冒风险和批评而上,以传统形式作为民族宫设计的基调。

    重台之上高踞主塔是传统建筑艺术造型的手法之一。故宫三大殿、祈年殿等建筑都高踞于10米高台之上,层层收缩,归结为矩形或圆形的主体。我们借助重台是取其精华、架空主体,取得广大空间以利安排群众性活动功能这种需要的。由于外形构思从重台、高塔出发,于是产生了选定汉白玉栏杆平台的联想。选用类似汉白玉的纯白面砖,配以白水泥的预制栏板,可以象征白色重台的效果。为此,我与张西铭商量后,征得汪锋同意,张西铭专程到东北名厂去加工订货。

    在琉璃构件的色彩上,我十分欣赏矿物颜料中的翠绿。因为绿色、黄色的传统琉璃是又老又多,并且很难与白的基调搭配。张西铭为此不惜到宜兴订货,取来“孔雀蓝”的样品。当时,这种产品在北京还没用过,经过试制,终于成功。

    1957年“反右”后期,我与小组开始进入具体的规划、设计方案阶段。前前后后共做了16个方案。1958年3月,乌兰夫副总理和民委副主任汪锋同志,邀请陈毅、贺龙、李富春、李先念和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到北京饭店评审定案。在此之前,我已向市委书记郑天翔作过汇报,推荐省钱、省地、省面积、省高度的15号方案作为送审方案。经过我到会向各位领导们作了说明之后,得到他们一致通过。会后,我们马上进入了技术设计阶段,5月正式破土动工,开始了民族宫的建设。

    民族文化宫设计迄今仍然无法超越

    带着对民族文化宫传统建筑设计体现创新性这个问题,几十位不同年龄段的建筑师认为:如此精湛的设计手法,如此巧妙的民族形式,直至今日尚无人可以超越!

    1993年8月~1994年6月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组织的“群众喜爱的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建筑”评选取得巨大成功,获奖的50座建筑是从148座候选项目中产生的,张镈大师的民族文化宫荣列第一名,他的人民大会堂荣列第二,这绝非偶然,这足以反映出一代大师特殊的功力。

    张镈说:“梁思成教授,从给我启蒙教育起至1953年在学会讲坛上现身说法止,始终对我国传统建筑艺术在轮廓、天际线的剪影上,提出经典性和总结性的论证。以重檐歇山殿堂,坐在玉石栏杆和须弥座台的一角来看,证明中国传统的建筑剪影是徒手画线多于平直的几何线。辽宋的宫室正立面,由于只有当心明间是横平竖直,但除仍有向后倾斜的侧角以外,次间、梢间,廊柱不但有面中心及向后侧角,而且柱高也有微高。结果造成正立面的檐口连檐板不是一条生硬的平线,而有向两翼缓缓上升之执。

    张镈认为,神与形分开较难。白皮肤的欧洲人或黑肤的非洲人穿上老式的长袍马褂或现代的中山装,外国普通话讲得再好也不像中国人。即使言谈举止已经中国化了,可是肤色、头发、眼珠乃至肢体也不会相似。外籍华人,穿西装革履,满口外语,也抹不掉是炎黄子孙的形象。闭塞的山区农民,耳目再闭塞,举止再土气,形神还是炎黄子孙,未因改穿西服而变种。山寨水乡的少数民族,改穿汉服,区别不大。这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的基础,是共性;但并不排斥各民族的特性。从这点出发,对民委提出的以汉族文化传统为基础,作为基调是可以的。关键是从传统中去找,还是创新。谈到民族宫设计,张镈大师说:“成绩属于大家,我们建筑师还有周治良、孙培尧、肖济元、苏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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