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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铭回忆民族宫筹建始末

2012年3月12日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民族文化宫的建设来源于毛泽东主席的一个设想。1951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都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来到首都北京参观访问。建一座民族文化宫,不但可以作为各民族大团结的象征,而且还可以作为少数民族同胞活动的中心。毛泽东主席这个设想提出后,政务院(今国务院)就将民族文化宫的筹建工作交给了当时的中央民委,也就是现国家民委。但是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国家民委建设民族文化宫的工作一直没有具体展开。

    周总理说:“民族文化宫用点儿民族形式,不犯错误嘛。”

    到了1954年,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给国家民委打电话,询问民族文化宫的建设筹备工作进展情况,让民委的同志给毛主席汇报一下。当时刚上任不久的民委副主任汪锋同志,决心着手进行民族文化宫的建设筹备工作。我那时正在甘肃兰州负责西北民族学院的建校工作,汪锋同志就给西北民族学院打电话,要我立即到北京,参加民族文化宫的建设筹备工作,于是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到了北京。

    中央将民族文化宫的建设地点选定在西单与复兴门之间。我们的任务首先是要拿出一套民族文化宫的设计方案来。民族文化宫的设计方案是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的,设计师是张镈。我代表国家民委向建筑设计研究院提出了民族文化宫的整体设计要求,要求设计方案一定要体现出民族文化宫的民族特色、要有民族的风格。一开始我们的想法是给民族文化宫设计一个能体现出民族特色的大屋顶,却因时值全国上下都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设计人员担心设计大屋顶的民族文化宫有“浪费”之嫌,都不敢按照这个设想来设计;而且最初的设计方案中,民族文化宫建筑面积只有7000多平方米(现民族文化宫建筑面积为3万多平方米),设计人员不敢设计太大的面积,怕犯错误。当时我就劝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要把眼光放远一点。”

    经过和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同志们反复讨论,前前后后修改了16个方案后,基本确定了中间为高层塔式建筑,两翼对称,平面呈“山”字形,集亭台楼阁塔于一体的设计方案。设计方案确定后,设计人员们还是怕民族文化宫的民族形式“犯错误”,我就带着设计好的民族文化宫微模型,找到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当时齐燕铭具体分管民族文化宫的建设资金、协调等工作。齐燕铭亲自带着我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里汇报工作。周总理一边听我的汇报,一边看模型,之后对我说:“民族文化宫用点儿民族形式,不犯错误嘛。”于是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也算落了地,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民族文化宫的建设自始至终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当文化宫竣工时,汪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搞得不错。”

    1958年民族文化宫正式开工。当年毛主席提出要建民族文化宫,只是一个设想,并没有说要把这个民族文化宫具体建成做什么用的。在设计方案时,我与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同志们一起商量、研究,将民族文化宫的功用大致设计成3部分:展览馆、餐饮娱乐场所以及礼堂。民族文化宫主楼部分做展览馆;主楼西边两层楼主要是餐饮娱乐场地:地下是台球厅,一层是汉族餐厅,可以举办宴会、舞会,二层作为专门的清真餐厅;主楼东边是礼堂(也就是现在的民族文化宫大剧场),可以放电影、演话剧、开大会,礼堂里有翻译6种少数民族语言的设备供各少数民族使用。

    在建设民族文化宫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鼓励。尤其是周总理,从民族文化宫的筹备工作刚刚开始,他就始终关注着民族文化宫的建设进展情况。民族文化宫剧场采用的是无线电接收设备进行同声传译工作的。少数民族代表在剧场里开会时,只需将很小的语音接收设备放到口袋里,调到所需语言的频道,就可以接收到同声传译的语音,实际上就像现在的半导体小收音机。怎么会想起来做这个无线电接收设备呢?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周总理到苏联去参加会议,发现会议现场就是采用这种无线电接收设备进行语言翻译的。周总理就将苏联使用的一张无线电接收设备说明书,带回国内。回国后,周总理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把说明书交给我,要我们按照这个说明书找厂家,研制无线电接收设备。

    研制这种无线电接收设备需要电子管,那时我们国家才处于电子管试制阶段,成品率很低,所以电子管需要进口。我拿着说明书找到轻工部十局,请轻工部的同志帮我联系厂家,研制电子管。虽然当时进口电子管要比自己找厂家研制电子管的成本低,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国家不涉足研究电子管的领域,以后也永远掌握不了电子管的研制技术。虽然现在成本高,但是技术总归是我们自己的。”于是我对轻工部的同志说:“不管花多大代价,我们也要研制出自己的电子管。”

    电子管的问题解决了,制造无线电接收器又成了问题,轻工部的同志介绍我到南京无线电厂去研究无线电接收器的加工问题。有接收就得有发射台,这个发射台要同时发射出6种少数民族语言。当时南京无线电厂不光在技术上有困难,原材料方面也有困难。南京无线电厂答应解决技术上的难题,原材料方面的困难则请我们帮助解决。

    1959年8月,民族文化宫建设基本竣工。一天晚上将近10点的时候,我们正在民族文化宫10楼开会,这时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说,周总理带着警卫员往西边去了,是不是到民族文化宫去视察工作了?我们正巧刚开完会,就急忙到楼下,周总理果然站在展览厅里看展览。见到周总理我们都十分感动,总理日理万机,难得的休息时间还惦记着民族文化宫的建设!总理前前后后地看了一遍民族文化宫,又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后才离开。民族文化宫建成后,民委副主任汪锋同志特地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说:“我都知道了,你们搞得不错。”汪锋同志说,由于物资及施工力量问题,已经建好的民族文化宫只是一期工程,毛主席说:“时间来得及,等明年再建,今年冬天先种上麦子。”

    民族文化宫的一砖一瓦、甚至每个角落、每个细节,都体现着集体协作的力量。

    在这一年中的日日夜夜里,为了保证民族文化宫建设能够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各个部门都全力以赴、团结合作。我是民族文化宫建设工作的总负责人,为了不出差错并完满地完成建设任务,无论大事小事我都亲自参与、解决:大到决定设计方案、挑选民族文化宫屋顶的琉璃瓦、外墙的瓷砖;小到选择室内的家具样式、沙发罩的图案、订制宴会厅的餐具,几乎每件事情我都亲自去联系厂家,决定最后选用的产品和式样。

    设计装修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在建设民族文化宫的过程中,更大的困难还是建筑、装修材料的匮乏。民族文化宫的建筑材料主要都是找厂家加工定做的。比如说民族文化宫的白色墙面砖,尺寸大、并且要求是不反光的无光釉,而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产品出售。为此我找到建设部的刘秀峰部长,他联系到沈阳陶瓷厂为我们试制加工,光试制费就花了20多万。

    民族文化宫的屋顶是用孔雀蓝的琉璃瓦铺盖而成的,而当时国内厂家生产的琉璃瓦,不是黄色就是绿色,颜色非常单调。我为此专门拜访了江苏宜兴一家琉璃瓦厂的老师傅,老师傅为我找到一块孔雀蓝琉璃瓦,小小的。我一看,正是想象中的那个颜色,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因为民族文化宫在我们的设计理念中,外墙是白色,屋顶是孔雀蓝色,配合起来非常漂亮。我拿着这块琉璃瓦,请工厂做了成分分析,又找老师傅按配方烧出样品来,然后才按照这个颜色来烧制民族文化宫屋顶的琉璃瓦。

    选择民族文化宫内部的装饰,我们也是颇下了一番功夫。民族文化宫礼堂的幕布在全国所有的剧场中算是独具一格的,只要看到这个绣着金花的大幕,就能知道这是民族文化宫的礼堂。那时全国的窗帘、地毯、幕布几乎都是大红的,我们为民族文化宫剧场的大幕选择了一款比较特别的颜色——紫红色。我先到上海联系纺织厂,要他们织出1米宽、2米长的一块加厚幕布。因为京剧院里的戏服多、颜色多,我又专门跑到京剧院找到一块紫红色的样品,把织好的幕布按照样品染上色。颜色染出来后,再将样品布拿到人民剧场去,用别针别到人民剧场的大幕上,看效果。幕布在白天、晚上、灯光下的效果是不同的,经过多次的试看后,最后确定用紫红色的幕布。我们请来工艺美术学院的周令昭教授,他按照苗族的绣花图案设计出一种花纹,用金线绣到紫红色的大幕上。因为幕布的面积很大,我还为此专门找到一间大屋子,用钢管将幕布架起来,请了许多刺绣师傅来绣图案。
我们为幕布设计了自动拉幕的装置,只要一按电钮,幕布就能自动拉开、关上。刚刚装好时,许多演员还给我们提意见,说报幕员上台报幕或者演出结束后,主要演员上台谢幕,幕布只需拉开一小道缝儿,用自动拉幕装置能控制的了么?其实他们提的这些意见之前我们都考虑过了,自动拉幕也能够拉开一小段空间,演示给演员们看,他们才都放心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唯有上海的家具式样、质量是最好的,所以民族文化宫里的家具也都是到上海加工、制作的。厂家先画出家具的图样,经反复修改,确定家具的式样后,再由厂家制作出零部件、半成品,运到北京组装。因为上海的湿度大,家具运到北京后,家具里的水分蒸发掉,往往就会裂缝变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上海的厂家一律把家具半成品进行高温处理后,再运往北京组装。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奔波于上海、北京和全国各个厂家之间,几乎每天都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半夜里饿了就咬几口冷馒头充饥,辛苦自不必说。然而每每望见民族文化宫屹立在北京的长安街上,体现着中国建筑文化艺术的独特风格,心里就颇感欣慰。

 

注:

    张西铭: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5期。曾任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委员,离休前系国家民委基建办公室主任。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受国家民委的委托,主持了民族文化宫的筹备、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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