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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满文古籍略述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勤劳勇敢的一位成员,满族建立的清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巩固的重要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公元1599年,巴克什额尔德尼和噶盖奉命创制满文后,用满文记录了大量上谕、公文、函件等档案文献,这就是后世称之为《满文老档》、《国史院档》等历史资料。
     中国民族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保护重点单位”单位,多年来从各种渠道搜集了多种满文文献,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馆藏蒙古文古籍文献近150余种2000余册(件),在国内外同类文献的收藏中虽算不上首屈一指,但亦可称举足轻重。
     我馆收藏满文古籍大多数为故宫武英殿官刻本。其他还有鸣皋阁、敬修堂、宏文阁、中和堂、文盛堂、三槐堂、鸿远堂、墨华堂、精一斋、老二酉堂、文瑞堂、英华堂、二槐堂等。
     这些满文图书,形式上,有著作和译著。文字上,多为满文,部分著作是满汉、满蒙汉等民族文字合璧,在内容上,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法律、哲学、历史、文学、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等。其中《资治通鑑纲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大清开国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等著作史料价值较高,这些著述收众、整理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资料,不仅可供清统治者制定政策作参考,且为后人研究清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外关系史汇集了丰富资料。
     在译著中,主要是由汉文翻译为满文的书籍,比例较大。清肇兴之初,礼乐未备。清太祖、清太宗为巩固新兴的清政权,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组织人力翻译一批政治、军事、法律方面的汉文典籍,汲取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主要有《御制翻译三合四书》、《诗经》、《大学衍义》等。定鼎中原后,加强了这方面的译述工作,如乾隆时期,曾组织大批人员翻译辽金元三史及《明史》、《明历朝实录》、《三国志》等书。乾隆皇帝还亲自参加了辽金元三史的翻译。丰述史籍的翻译,不仅为清统治者提供了安邦治国的统治经验,更重要的是,丰富、发展了满族的民族文化。此外,随着满语词汇的丰富、发展,所有汉文文名著被译为满文,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西厢记》、《封神演义》、《诗经》、《樵史演义》、《两汉演义》、《聊斋志异》等七十多种。这些文学译著,对满族文学史、满文翻译的研究均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清代把崇儒重道作为国策,把儒家伦理思想作为维系自身统治、巩固封建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因此从顺治帝开始,就十分重视这方面的教化。清初顺治帝发布“六谕”,康熙帝推衍为“圣谕十六条”,到雍正帝登基,标榜自己“以圣祖之心为心,以圣祖之政为政”,将“十六条”逐条解释,引申发挥,辑成《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内府刊印,并敕令将此书刊印至直省州县,各地学官每月朔望向士庶宣讲,使之家谕户晓。到道光三十年(1850),清宣宗又对《圣谕广训》作了一番解释,并敕令作为书院家塾的必读书。既然统治者如此看重,所以《圣谕广训》自雍正年开始直至光绪朝,不断有坊刻本刊行,成为版本繁多、印量颇大的畅销书。另外,藏有《劝善要言》、《 醒世要言》、《圣祖庭训格言》、《性理精义》、《范行恒言》等。
     满语满文,是清朝的“国语”。清朝在全建立统治之后,并未强行满语文,提倡各民相互学习、交流,对广大满族人民特别强调“国语骑射”。顺应着客观形势,清政府就组人探编修了大量学习满文的工具书,这类文献有《大清全书》、《御制清文鉴》、《增订御制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满、蒙、藏、维、汉)、《四体满文鉴》(满、蒙、藏、汉)、《三合便览》(满、蒙、汉)、《满汉文海》、《钦定西域同文志》(满、蒙、藏、维、汉)、《辽金元三史语解》、《满汉类书全集》、《同文广汇全书》、《翻译类编》、《六部成语》等百种辞书。还有供学习满文之用语法书籍,如《满文启蒙》、《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至《满文典要》等书,这些书是用汉文解释满语语法、读法、书法以及造句方法的工具书。总之,满文辞书,工具书对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研究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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